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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学研究应关注史学视角

 

编者按:在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程中,不同学派、学者之间的争鸣成就很多精彩的瞬间,吸引无数学者投身其中。随着研究工具的完善和创新,经济学在拓展研究范围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能力,不断达到科学形式上的完善。与此同时,也时常面临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困境和识别理论创新的困难。究其原因,缺乏历史纵深是重要的方面。经济学与历史学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无论是采用先进的研究工具重新解释历史问题,还是将历史意识和历史感引入经济学研究,都曾取得过巨大的成功,引人深思。《财贸经济》2020年第4期将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马珺研究员撰写的文章《1950-1960年代的中国财政学:一个传统的移入与退出》。在刊文的同时,编辑部邀请作者记录文章写作过程中的心得,与读者和研究者分享,希望能引发更多的思考。

 

正文:财政学属于跨学科研究领域,但是自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财政学研究中的经济学视角一直独占鳌头。相对来讲,财政的史学相关研究显得不足。通常来讲,财政学研究的史学视角包括三个方面:财政制度史(或财政经济史)、财政思想史(或财政学说史)以及财政学科史。财政制度史研究国家财政制度或经济的发展;财政思想史研究财政思想的起源、发展、相互联系及其影响等;财政学科史则研究财政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史。这三者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在当前的中国,财政制度史研究多由历史学者担当,总体上属于历史学领域;财政思想史和学科史研究则主要由经济学者担当,总体上属于经济学领域。这里探讨的主要是后两者,即财政经济学研究中思想史和学科史视角明显不足的问题。

美国著名财政学家哈维·罗森,曾对19471995年的主流财政学教材进行对比,在近50年的时间里,思想史和制度史相关内容的比例由12%下降到3%。今天,这一比例只会更低。财政学研究史学视角不彰,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一是全球经济学最近几十年来异常迅猛的科学化、应用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思想史和学科史研究并不是践行科学化研究的最佳领域,也不是流行的应用研究的合适对象。其二,经济学的这一变化得益于新型研究工具和数据处理技术的重大进步,但思想史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此类工具和技术的敏感度较低。新的研究工具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学家的工作方式、工作内容和科研产出的具体形式,对新研究工具缺乏敏感度的思想史研究,不再受到新加入的研究者的欢迎。在很大程度上,思想史研究甚至成了过时、落后的代名词。 

史学视角的缺乏引起财政学研究发生很大变化。一是财政学失去了独立的问题意识。著名财政学家拉吉·切迪对1990-2010年间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公共经济研究项目的分析表明,前后20年里该项目的研究主题越来越偏离传统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问题,而转向研究一般经济学问题。与1990年相比2010年的相关研究中,传统财政问题研究减少了32%,而一般性经济问题研究则增加了32%二是作为一门学科,财政学的独特性越来越模糊。在全球范围内,财政学已经转化为公共部门经济学,与劳动经济学、教育经济学、规制经济学等一样,化身为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最近10年以来,上述趋势在中国亦相当明显。

经济学视角的凸显,表明财政经济学的进步,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它客观上挤压了史学视角的发展空间,这一点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史学视角的相对缺失,使我们的研究欠缺历史纵深性,弱化了财政研究的理论力量和历史厚度。首先,研究工具的进步并不代表财政学的进步,仅仅通过前者无法确知我们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推进了人类对于重要财政问题的理解。其次,缺乏思想史的研究作为基础,不同财政思想之间的比较就失去了重要根基,对于研究者自称的各种“理论创新”,读者往往难以给出清晰判断,既造成一定的思想混乱,也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第三,没有了思想史研究的支撑,也影响人们对现实财政政策制定原则的理解,难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学习智慧。

因此,未来应当对财政学研究中的史学视角给予更多关注。这需要各方面达成共识并持续推进。最重要的是要转换观念,打破思想史研究技术落后、不登大雅之堂的陈规陋见。学术类出版物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建议采取有效措施、引导研究方向并培育潜在作者群。同时,作为内容供给方,现有研究群体也应苦练内功,持续提高自身研究水准。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要打破壁垒,推进融合。当前的现状是,财政思想史与财政经济学两大研究领域之间相对独立、缺乏有机关联。研究者有义务在研究中推进二者融合:一方面,带着思想史上的重大问题来进行现实的财政经济研究;另一方面,努力通过财政经济研究推动财政思想和相关理论的发展。这种努力不仅有利于使思想史研究紧密联系实际,消除人们对思想史研究远离现实的误解,也有利于为思想史研究本身注入更多灵感,发现更多研究主题。

二是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近年来涌现一大批针对西方主流财政学的批判性研究,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也不可否认,一些研究过于追求思想的标新立异,仅仅基于对主流财政学个别观点或概念的片面否定,就敢于否定其全部价值。由于缺乏对其所否定概念的系统的学理追踪,缺乏对学说史的整体把握,这类研究看上去基础不牢,难以服人。学术评价体系需要对通过潜心从事思想分梳、整理和评价工作,对财政思想史的积累和进步产生任何推动作用的点滴工作,给以更多的尊重。

三是加强对话,体现传承。当前国内财政思想史研究领域,缺乏学术对话和学术批评的良好环境。针对一个新问题,常常出现各起一摊、各说各话的现象。没有正常的对话和批评机制,就没有真正的学术传承和创新,将极大地阻碍学术进步。亟需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并使之发挥作用,需要通过有意义的讨论,在集成基本共识的前提下,淘汰一批大而无当的观点,才能使现有研究资源得到更合理的使用。

四是要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处在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中国问题将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值得关注是,我们需要找到与世界对话的可行方式,将本土提出的理论问题,在世界学术发展史的坐标上找到合适定位,并使用符合国际学术规范的方式和通用学术语言从事研究。这样既能检验和确认自身的贡献,也能促进自身研究工作的展开。在这方面,欧洲学者做得相当出色,值得学习。


(作者:马珺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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